精致的绵羊和钱学森之问

中美高校都培养了大批精致的绵羊。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

这篇文章反应两极分化，不同的人在里面读到非常不同的意思，并因此而赞同或者反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开了一个投票，发现有43%的网友认为中国教育培养的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41%的网友则认为这一结论对美国教育并不适用。显然，读者并不完全认同万先生关于中美教育深层次相似性的观点。

一、钱学森之问

万先生原文以“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开篇，以“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延续，并借此提出美中教育相似性的观点。从这个对比，我想起了同样曾引起广泛热议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钱老对前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无独有偶，2011年，时任南加州大学资深研究员的Neal Gabler以《难以寻觅的大思想》（The Elusive Big Idea）为题，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这是一个缺乏大思想的时代（Bold ideas are almost passe）, 再也没有产生出像马克思、爱因斯坦、凯恩斯这样的思想大家。他甚至声称：我们也许是思想倒退的第一代（We may b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have gone backward intellectually from advanced modes of thinking into old modes of belief. ）。

这么看来，中美教育，亦或是更为广泛的中外教育，的确有很大的类似性？ 钱学森之问，甚至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难解的命题？

或者说，钱老之问，实际是一个伪命题？

回答钱老大师之问之前，我想先回到万先生对钱理群先生“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说的解读和发挥。中国的北大清华也好，美国的哈佛耶鲁也好，是不是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万先生给了一个数据，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给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或者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而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我一时没有去找准确的统计数据。仅仅凭印象，很大一部分人出国，相当一部分人做官，不管最初学什么专业，很多人最后都做了IT或者金融行业。最近和清华一些年轻的学生有些接触，非常优秀的学生，高考在省里面都是前几名。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她）们是清一色的经管专业。这其实在北大清华刚刚落幕的状元尖子争夺战也可以看出来，两校开出的筹码之一，就是可以上各自的商学院。

其实，现在的孩子涌向金融或者经管，和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学计算机、自动化、或者电子工程一样，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就业出路。清华施一公先生因此称：“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并呼吁“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施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认同，下面会更深入探讨。但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个体而言，追求做精致的绵羊是无可厚非的。而这样精致的绵羊，是一个社会的主体和脊梁，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

请注意我刻意避免使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一个社会，个体和整体的利益很多的时候是相通的，但也有需要平衡和折衷的时候。精致的绵羊这个说法争议性相对小一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于一个社会性动物而言，从众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对整个族群也是有利的。迁徙的候鸟只需要一个领头的大雁，其他的只需要有好的体力和技能并跟从。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人都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起来造反或者做白日梦，对这个社会并无益处。在社会秩序下自己精益求精，本身就是对社会做贡献。清华宫力学长曾说，”do well to do good”, 我将其翻译为达以兼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全是精致的绵羊，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也需要大师，需要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那么，怎么才能产生大师呢？

钱老去世之后，钱学森之问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和思考。据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努力使受该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而国务院11个部委也推出了“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也就是所谓的“万人计划”，其中的杰出人才计划拟支持100名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科学研究有重大发现、具有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人才。说白了就是培养诺贝尔奖。

教育部这个培养计划，说实话常常让我想起各式各样的炒股大师、营销大师、创业大师等等，以教人成功为己任。可是我要是有这样的武林秘籍的话，肯定自己偷着乐去了。

怎样才能培养出大师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这里只能使用一些例子而非数据来说明。大师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民国的大师。这里面有几个大师是正儿八经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呢？他们甚至被正儿八经的选拔制度所淘汰。就说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吧。梁启超，没有考中进士，跟着康有为变法。陈寅恪， 在中国、日本、欧洲、美国游学，却没拿到一个学位。王国维，连秀才乡试都考不中。学历好看的只有赵元任，康奈尔学士、哈佛博士，美国教育的产物。理科最有名的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

那欧美的大师呢？ 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只能在瑞士专利局谋一份差事，业余时间才能思考他的物理问题。凯恩斯呢？虽然是名校毕业，可是他的硕士文凭是文学专业，只是毕业之后滞留剑桥一年学习经济学。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法律，博士论文在德国无法通过审查，只好寄到国外的耶拿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正所谓绵羊的道路千篇一律，大师的经历各不相同。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

既然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产生大师，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命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给出了答案。

施一公在其演讲中称：“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

如果施先生的话还相对含蓄的话，在一次“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三位大家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简直是震耳发聩。84岁的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88岁的郑哲敏先生紧接着说“要有自由”，95岁的中国科大李佩教授最后说“要能争论”。

醍醐灌顶啊！让人不得不想起陈寅恪的演讲：“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怎么产出大师，原来大师早有明示！

陈先生此论，不知道是否受到其欧美经历的影响。不过笔者以为，美国高校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这两个字，并以终身教职（Tenure）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在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大学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原则之声明》（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中，有明确规范。美国的学术自由，在教授个体之外，更在组织层面，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确认，即一个大学，可以根据学术考量，自由决定谁教书，教什么，怎么教，教谁。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教授、还是美国的大学，都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在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保障下，美国的学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既不用担心千奇百怪的评价体系，也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外界干扰。当然，你首先要拿到终身教职，而你有6到7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够格。

这里举几个例子。普林斯顿的Andrew Wiles,花了六年的时间证明费马大定理，中间只发些以前写的小论文凑数。他能够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必担心一年一度的考核、评价、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等。甚至他之所以发些小文章，也不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他人与之竞争。这是一个大师的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更有意思，是万先生和我的校友，原科罗拉多大学教授Ward Churchill。此君2001年写了一篇小文章，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非法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世贸中心的遇害者，做为美国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基本上是咎由自取。2005年，文章被大众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的争议和美国朝野的一致声讨。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Churchill照样做着他的大学教授，因为他有着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保护。

不过Churchill最终被科罗拉多大学解职，明面上当然不是因为他关于911的“不当言论”，而是因为学术不端。调查发现，他曾伪造论文，抄袭。Churchill为此和科罗拉多大学打了几年官司，最后败诉。倘若他本身没有问题，纵便天怒人怨，也仍然会在科罗拉多教书。

最后一个例子是张益唐先生，在美国默默耕耘二十年，只发过一篇论文。最后以孪生素数猜想的工作，一举成名，世人皆知，国内外高校院所纷纷奉为座上宾，励志程度不亚于陈景润。而张先生则毫不客气的说，要是在中国，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工作！

写到这里，我想结论非常清楚了。看起来中美教育有很大的类似性，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绵羊。可是在美国，总会时不时有一些有棱有角的奇才怪物，不循规蹈矩，能横空出世。其根本，就在于美国教育科研体系的学术自由、多元化，和相对宽容。每个人能有自己的选择，可以从众，也可以逆袭。整个社会分布正态，3 sigma之外的人群也不会被湮灭。

反观中国，计划的教育体制、行政化的高校长官、一刀切的评价体系，官僚似的学术等级，让人棱角尽失，没有半点的空间。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后以几句格言结束。北大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郑先生、李先生四字箴言，“要有自由”，“要能争论”。善哉斯言。

文章来源于知社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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