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印象模糊，大学印象不深刻，唯独中学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抹不去的记忆。我后来能做点事情，与在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曾深情回忆自己的科学起航原点。
怀抱青春、激情和梦想的中学生活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作为拥有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群体，他们的“学习秘籍”、成长历程和追梦故事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镜鉴。
为此，本报记者在北京、武汉、南京、深圳、合肥多地连续寻访了12位院士，并在近日推出的图书《院士的中学时代》中盘点，试图打捞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还原院士青葱岁月，追慕他们成长的图景，破解培养英才的密码。
“他们是星空中最闪耀的群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为《院士的中学时代》一书作序推介。
回望院士们的成长之路，记者发现，他们是科学界皇冠明珠的锻造者，也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们中有教育世家之子，也有山村农民的后代；他们中有少年成名的“学霸”，也有高考(微博)落榜的崛起者；他们曾经爱读《天龙八部》、而今也追《中国好声音》……而中学时代的积淀正是他们得以厚积薄发的关键所在。
在接受采访时，院士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中学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人生成长是一场马拉松”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被今天无数的家长(微博)和老师奉为圭臬。
然而，记者采访的院士们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杨乐院士曾算过一笔账：博士毕业到成为一名专门人才，大约要经过8～10年的努力，如果从中学毕业算起，4年的本科，6年左右的硕士博士，加起来差不多20年时间。
阅历经年，杨乐感慨，“努力几个月或半年，很多年轻人可以做到，但是20年的奋斗，其间面临身体、家庭、婚姻等重重考验，没有一个理想的支撑，没有雄心壮志是很难实现的。”
“学习成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定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只奋斗一段时期，而要像跑马拉松一样，坚持不懈，不断进步，提高自己的水平。”杨乐院士一语中的，成长成才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跑得远，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初中立志一定要把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20多年后，杨乐和同事张广厚的成果被国际上称为“杨—张定理”；高中时，杨乐在书皮上写下“中科”二字，而今与中国科学院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这位数学大家用自己的人生为这场“成长的马拉松”写下了最好的注脚。
盘点12位院士的中学时代，他们将人生比喻为一场需要耐力、恒心的马拉松长跑，把兴趣、理想与坚持视为这场长跑的动力，是他们最终功成名就的一大原因。
年过古稀之际，成为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微博)唯一一名女院士的张俐娜，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了马拉松的内涵。
年轻时，囿于家庭原因，她难以全身心投入科研，46岁才“半路出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从一个烧瓶、一支试管到创建国际一流的科研实验室，“大器晚成者”张俐娜凭借世界首创的一种神奇低温水溶剂“秘方”，获得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
17岁那年，郑永飞走上讲台，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乡村执教生活。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郑永飞与“老三届”同台竞技，不幸落榜了。
有过失落，也曾怀疑自己还能否考得上，但他依旧选择了来年再战，最终跨入了南京大学(微博)的大门。
2009年11月，这位刚过完50岁生日的科学家正埋头实验室里继续手头的科研，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传来，他成为当年入选的最年轻院士。
而同时期做民办老师的，有人一起考上大学，也有人在打牌玩耍中度过，多年后聚会时，依旧是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让人感慨命运的乖张和坚持的力量。
“勤奋比天才更重要”
在外界眼中，院士是一个有着神秘色彩的精英群体，是世俗眼中“天才”人物。
然而，纵观记者采访的12位院士的奋斗历程，他们无不是靠着勤奋、顽强的拼搏精神继往开来。
从小山村里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国“预应力大师”，吕志涛院士笃信，成才并取得成功靠三个法宝：天才、勤奋和机遇。
他一直深知自己不是天才，而是凭借着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才走到今天。
最初，吕志涛外语课学的是英语，上大学时，学校改学俄语了。全班只有两个同学从未接触过俄语，吕志涛就是其中一个，连33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俄语老师总是提问吕志涛，他还为此哭过鼻子。
从此，他几乎每天捧着俄文词典，关键词就用红笔画出来背，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100多页的俄文词典，他反反复复翻看。研究生阶段，吕志涛阅读俄文文献就和中文文献的速度一样快了。
被外界誉为“世界油菜之父”的傅廷栋院士更是在田野里办公，在田野里成长。
在发现“波里马雄性不育型”油菜之前，傅廷栋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一一排除过的油菜达几十万株。工作时，他常常一吃完饭就扎进校办农场金黄色的油菜地里，“东找找，西找找，看有没有雄性不育油菜”。
“为了不要让自己的梦想睡去”，只上过一年半中学的杨焕明院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四处找书、和人换书，每看完一本就立刻和别人交换。在做民办教师的间隙，杨焕明自学完初高中的英语、数学、物理全部课程，把县城能找到的书全都读遍了。
当年与他曾同住一室的工友至今感慨，“他这个人说好每天背30个英语单词，就一定做到！”
至今，这位全球知名的基因组学家还保持着每天读30篇以上文献资料的习惯，始终站在科研的最前沿。
“自由生长方能育精英”
在对12位院士的访谈中，“钱学森之问”是一个被屡屡提及的话题。自由宽松的氛围，因材施教的方法，是院士们至今念念不忘的“精英教育”模式。
王元院士的老师华罗庚初中考(微博)试时，常受到老师的优待：“你出去玩吧，今天的考试题目太容易了，你就不要考了。”
在这位曾担任过10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的大数学家看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有教无类”做得越来越好，能够进入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越自己当年那个时代，但“因材施教”远远不够，“必须承认智慧的差别，允许精英脱颖而出”。
“孔子三千弟子，也只有七十二贤人，就是100人里只有2.4个人是英才，需要因材施教。”王元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重视英才，因为造福国家、重点创新要靠英才。
而我国对于英才培养重视不够，7岁的孩子，有的只有4岁的智力，有的则非常早显露出较强的天赋。按部就班一级级的上学制度和考试制度，对优秀的人才是一种藩篱，“就像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读一样的书，变成要齐步走，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齐，好学生的才华被扼杀掉了”。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曾师从王元，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但看中了张寿武的勤勉和悟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
在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在其答辩完成后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就不能蒙了。”
至今，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科院士常常庆幸，有这样一位老师能给自己充分的信任，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欧阳自远院士对金庸的书籍如数家珍。
这位被誉为“嫦娥之父”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毫不讳言自己是“金庸迷”，在他眼中，能看野书的中学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坦白地说，我有很多东西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知道的”。
从小接受艺术熏陶的齐康院士，坦言“科学家应当懂艺术”。中学时，弹钢琴、读小说、学画画的经历，对于他后期的创作影响深远。“现在的教育把人教‘死了’，思维僵化了。我们要培养懂得‘传承、转化、创新’的全面人才。”他直言。
说到当下中学教育，齐康摇头，连说了3个“不好”，“钱学森先生晚年时讲了一句话，‘中国培养不出人才’，说得有道理。一个人要全面发展，不能专门只学功课，那样要把人‘憋死掉’”。
“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
中学时，郭光灿一心想着要学习，要学好，至于以后学什么专业、有什么目的，他并不清楚，“那时候很单纯，挺傻的”。
多年后回首，郭光灿认为这种单纯也是一个优势，“我那时候只知道有了知识将来能做大事，虽然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明白这条路是对的”。
他的成名作可以为此写下注脚：在从事量子信息研究时，孤军奋战的郭光灿在国内坐过10多年“冷板凳”，而最终，团队也收获了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量子概率克隆原理的殊荣。
与青年一代的接触中，郭光灿发现一个现象：现在许多中学生知识很多，思想却变得复杂，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目的性，“动机非常强烈，参加学校夏令营都计较着能得到什么才决定是否参加，家长们传递的观念也都是希望孩子弹钢琴、学唱歌，将来一举成名”。
他理解今天年轻人的痛苦，自己当年是只知道往一条路上走，就可以心无旁骛，“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回不到我那个时代，有时候不是说他不愿意努力，而是他们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太多，也容易迷茫，想要在每条路上都有收获，结果分散了精力，也扼杀了才华。”
“再给我10年时间，我还能继续往前走。”已过古稀之年的郭光灿希望，今天的中学生也能抛弃功利和杂念，做一个不停止进步和探索的人，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对民族和国家的价值。
院士们一生的重大抉择与国家的命运沉浮相伴，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
1952年，欧阳自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填报志愿时，家里想让他学医，他自己想学天文，但那时国家要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就需要找到矿产资源，因此，“唤醒沉睡的高山，寻找出无尽的宝藏”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成绩优异的欧阳自远也被这句口号打动了，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地质学院。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正在攻读矿床学专业研究生的欧阳自远敏锐地认识到，尽管新中国还没有能力开展空间探测活动，但中国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
从此，欧阳自远把研究视野转到地球之外，并从1995年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月球研究工作，终于成为中国最顶尖的探月工程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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